期刊精粹 | 亚的斯亚贝巴近现代城市规划历史研究【2018.5期·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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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华版——

亚的斯亚贝巴，埃塞俄比亚首都，是东非最为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以及国际交往中心（图1）。本文所研究的城市规划时间段为1886年建城至今埃塞俄比亚进入改革开放与现代化的时期。从柯布西耶到阿伯克隆比等国际规划师，再到埃塞俄比亚本土规划师，均在亚的斯亚贝巴留下了丰富的城市规划实践（表1）。

图1  亚的斯亚贝巴老城中心区

表1  亚的斯亚贝巴近现代城市规划历史分期与主要内容

纵观亚的斯亚贝巴百年来的规划史，可以清晰观察到以下三条脉络的变化。其一，随着政治环境变化，规划性质发生了从殖民主义的纯西方的输入式的规划，到具有一定计划经济属性的规划，再到经济发展导向的规划等重大改变。其二，技术方法层面，从柯布西耶规划到阿伯克隆比，历版规划方案都紧追西方城市规划思想的进程，规划思路与技术传到的时效性很强。其三，各个版本的规划方案不断在理想空间与现实的规划实施之间摇摆，是一个“理想—折中—理想—折中”曲折的循环上升过程，面临理想方案与可操作性的反复。

亚的斯亚贝巴城市规划体系源起于柯布西耶带来的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理论，又在各个时期接受了世界先进城市规划理念的影响，一直在先进的规划理念与当地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建设水平之间曲折发展。如何在吸纳先进国际经验的同时，又能在有限的经济水平下实现城市规划效益的最大化，培育出符合当地情况的规划体系，是其未来值得进一步探究的重要命题。在未来的对非工作中，如何总结我国城乡规划制度与技术发展有效助推国家工业化、城镇化的成功经验，并思考其如何在非洲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中提供相应的参考和借鉴，也是研究其百年来城市规划历史的必要性之所在。

——全文——

【摘要】埃塞俄比亚作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历史上仅有的三个独立国家之一，在进入近代化进程以后，其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城市规划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非洲国家城市规划历史的缩影。其发展演变的过程既有国际先进理论与经验的影子，又受到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深刻影响与现实约束。本文根据亚的斯亚贝巴建城以来的城市规划实践，分析了其百年来五个阶段的城市规划的主要内容与特征，梳理发展脉络。认为其百年来的规划发展脉络受到政治环境变化与规划性质演变、技术方法进步与空间布局调整、绝对空间理想与规划实施的博弈这三组主要矛盾的强烈影响。本研究希望能进一步补充完善非洲城市近现代史学研究，并为非洲未来的城镇化进程与城市规划的发展提供经验与依据。

引言

非洲是20世纪以来城镇化率增长最快的大洲，也是未来世界城镇化潜力最大的地区之一。长期以来，非洲城市规划的实践并不为学界所重点关注，而大部分非洲城市的规划历史，亦并不被大家所熟知。但同时笔者注意到，在非洲近百年的近现代化历史中，留下了丰富的城市规划实践。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和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深入推进，我国与非洲各国在经济贸易、产业合作、基础设施建设、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合作日益加深，势必与非洲产生更加深入的交流合作。在此背景下，研究非洲城市规划与其发展历史，有利于加深对于非洲城市发展脉络与发展规律的认知，有利于在非洲开展规划实践和相关产业合作。

本文通过整理多种文献线索，相对完整地梳理了东非典型城市亚的斯亚贝巴近百年来的规划案例，划定其历史分期，并试图从规划性质、技术与实施等维度总结其发展的基本规律脉络。

1  亚的斯亚贝巴概况与近现代城市规划历史分期

据记载，亚的斯亚贝巴的建设始于1886年埃塞俄比亚国王孟尼里克二世的迁都以及随迁贵族的划地建房。按当地提格雷语，亚的斯亚贝巴取“新鲜的花朵”之意。这座城市终结了埃塞俄比亚不断迁都的历史，并逐步发展成了东非最为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以及国际交往中心。

根据亚城建城以来100多年的城市规划发展特点，并参考其经历的社会政治变革周期，本文所研究的城市规划时间断限为1886年建城至今埃塞俄比亚进入改革开放与现代化的时期，其历史分期具体可以分为五个时期（表1）。

表1  亚的斯亚贝巴近现代城市规划历史分期与主要内容

2  早期近现代化与半殖民地时期的规划

埃塞俄比亚的近现代城市规划实践始于1930年代意大利殖民者占据亚的斯亚贝巴时期。在欧洲殖民者的统治之下，西方现代主义的规划方法很快传播到了非洲大陆。这些规划思想在延续现代主义的规划手法的同时，也体现出了鲜明的殖民主义特点。

2.1  勒·柯布西耶的总体规划方案

1936年，法国建筑师勒·柯布西耶在意大利统治者墨索里尼的授意下，为当时的东非意大利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完成了一个总体规划（概念规划）方案。

在他的方案中，整个城市呈南北向三角形布局，以皇宫（柯布西耶方案中改为法西斯总部）为中心，组织四条放射状道路，内部则用正交与45度斜交的两套格网体系来组织道路网。方案将城市做了严格的功能分区，西部较为规整的街区为欧洲人居住区，东部比较散乱的地区则为本地人居住区；机场作为城市外围最重要的交通基础设施，布局在城市西北部（图1）。从城市的空间组织与形态的设计来看，此方案是柯布西耶提出的“300万人口的当代城市规划方案”（图2）的非洲版。其严整的放射状快速路、严格的功能分区以及对称的纪念性的设计手法、严格的几何图形和统一的细节等，与柯布西耶“理想城市”的模式都严格对应。柯布西耶构建了一个完全理想的，兼具现代主义特色与意大利风格的城市规划方案，也是一个非常激进的规划设计方案。

图1  柯布西耶的亚的斯亚贝巴规划方案草图

图2  柯布西耶300万人口现代城市设想图

但不同的是，柯布为欧洲城市提出的方案，其根本目的是解决快速城镇化带来的一系列严重的城市问题，其“以设计拯救人类的骑士精神”得到了集中体现。但是在埃塞俄比亚，这种出发点却不复存在。如方案只考虑了欧洲人居住部分的空间营建，却任凭当地人居住的社区在混乱中生长，功能分区和占主导地位的中心轴线在这个方案中被作为种族分离的工具，原有的皇宫被规划为法西斯总部。因此，这个方案只是用于满足意大利法西斯统治者殖民首都的筑城需求。然而，柯布方案对亚的斯亚贝巴复杂的现状建设基础的忽视，注定了除核心地段的空间设计之外，其方案难以真正实施。柯布方案并没有提出对于诸多现实问题的切实解决方案，规划草图代表的，仅仅是一个理想主义的理念性的构思。

2.2  吉迪与瓦尔的总体规划方案

受限于柯布西耶方案实施性较差的先天缺陷，意大利殖民者不得不继续推进城市规划工作。1937年，两个意大利建筑师吉迪与瓦尔完成了一版新的改良版的亚的斯亚贝巴总体规划方案。

该方案在功能分区上，依然保留了柯布西耶方案中城市中心本地人与欧洲人的分区方式，但跳出了亚的斯亚贝巴当时建成区的范围，分别在已有城区的正南部和西部新设置了一个特别政府行政区和一个专业化市场片区（现麦卡托大市场区）。新的方案将城市的未来发展方向确定在南方，围绕新建的行政片区打造较为高端的意大利以及其他欧洲人的居住片区，保留了北部老城的原有的格局（图3）。但这个保留更多是出于政治环境、经济成本和社会管理的考虑。在道路网方面，新方案也不再追求高标准的，严格几何形的城市架空道路网，而是最大程度的顺应已有的现状进行改建，构建了“十”字形的基本路网格局。

图3  吉迪与瓦尔的亚的斯亚贝巴规划方案

新的规划方案基本确定了亚的斯亚贝巴的大市区空间拓展方向，包括主要的城市发展轴线、道路网、机场以及未来火车站的选址等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做是基于现实要素考虑的柯布西耶方案的折中版。两个方案具有很多殖民背景下的共通思想与做法。

1939年，吉迪与瓦尔的规划方案开始逐步实施，直到1941年墨索里尼政权垮台，意大利势力退出东非地区。

总体来看，这一阶段的规划均以建筑学和古典美学的空间序列价值为原则，对较大版图范围内的城市空间结构与形态进行几何法则的控制，具有非常鲜明的现代主义规划特征。但在规划模型从欧洲向殖民地扩散或者实施的过程，其规划的价值观发生了一定偏差，由原来的单纯的解决城市环境问题与塑造空间美学，转变为帮助统治者更好地实现政治诉求与统治的需要，因此也带有非常浓厚的殖民主义条件下的规划的特点。

3  战后重建以及自由主义改革时期的规划

二战后，遭到严重破坏的欧洲开始大规模重建。在此背景下，诞生了以大伦敦规划为代表的新的一批城市规划方案。1950年代，新的规划思潮的影响传播到了非洲大陆，并对当地的城市规划产生了深远影响。1950年代—1960年代，亚的斯亚贝巴经历了三次影响较大的规划编制。

3.1  阿伯克隆比的总体规划方案

在殖民时期的系列规划基本奠定亚的斯亚贝巴的空间发展格局以及重大基础设施选址的基础上，1956年，大伦敦规划的制定者阿伯克隆比为亚的斯亚贝巴制定了一版新的规划方案。方案以大伦敦规划为蓝本，并吸取了当时其他流行的规划理论，确定了环形放射状路网为基础的道路骨架，并在内部采用了组团式发展的空间模式。在城市的外围，基本延续了上版规划方案对于机场的选址，并规划了三座外围的新城，形成了环形放射状的大市区发展格局。值得一提的是，方案划定了30年内的城市增长边界，用以控制城市发展规模（图4）。

图4  阿伯克隆比的亚的斯亚贝巴规划方案

可见，该方案的诸多规划思想与大伦敦规划是一脉相承的，在很多技术手段上也具有高度的继承性。但是该方案只是一个概念性的示意方案。由于缺乏准确的地形图，并没有对建设现状做深入的考虑，是一个完全架空的，对于城市空间发展模式的勾勒，对城市建设的指导意义是有限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是国际先进城市规划理念在非洲的又一次大胆实践，使得亚的斯亚贝巴这个落后的非洲城市始终处对先进规划理念的追踪状态。对于亚的斯亚贝巴城市本身来说，虽然规划本身没有太多的可实施性，但是确定了城市在理想发展状态下的纲领性的约束条件。

3.2  博尔顿的总体规划方案

由于阿伯克隆比方案仅仅是一种概念性方案，难以成为实施建设的依据。1959年，英国人博尔顿及其团队在阿伯克隆比方案的基础上，对原有的城市总体规划进行了调整。本次规划使用了较为准确的地形图，因此比上版规划更具有实践意义，一些重要的城市片区的空间发展计划得以进一步的明确。

规划同样坚持了上一版规划中确定的环城绿带、环形公路等要素，城市总体形态没有做出大的结构性调整。在城市外围圈层，设置了雷皮奇（Repic）、格尔萨（Gefersa）、凯利蒂（Kaliti）、柯特巴（Koteba）四座卫星城，并设置了波利（Boli）和科菲（Kolfie）两个“半卫星城镇”。方案考虑了工业化的需求，在城南的集中布局了工业用地，并结合卫星城镇布局了一定量的产业用地。

总体来看，该方案基本上是对阿伯克隆比方案的现实版改良。

3.3  勒·德·莫里的亚的总体规划方案

1965年，法国建筑师勒·德·莫里的亚（L De Marine）对总体规划进行了新一轮的修编，此次的规划方案存在如下几个重要方面：（1）在老城内部，规划拓宽了丘吉尔大道（Churchill Road，亚的斯亚贝巴老城南北向轴线，连接皇宫与欢乐宫地区），并将皮亚萨（Piazza）地区（皇宫地区，现亚的斯亚贝巴大学地区）作为整个城市的公共中心进行建设。（2）在城市的外围地区，该方案建议把火车站设置在城市南部的凯利蒂地区，这一地区事实上已经突破了阿伯克隆比划定的1986年的增长边界。在城市西侧的吉玛（Jimma）方向，城市也沿交通线蔓延，突破1986城市增长边界的趋势。这一趋势意味着1950年代勾画的环形放射状的“主城+卫星城”的基本空间格局基本崩溃（图5）。（3）在总体发展战略层面，规划建议按照不同的城市功能与发展战略建立不同的城市副中心，虽然城市环线的位置早已被突破，但该方案依然进一步强化了环形路网的设置，并建议建设完善给排水系统。

5  勒·德·莫里的亚的斯亚贝巴规划方案

从规划内容上看，该方案是对于阿伯克隆比及其继任者规划的再次折中与妥协。规划方案首次较为系统地考虑了城市内部已有的建设现状，并对已建区提出了改造的设想。虽然这些设想只是局部的，限于重点地段与重点街道的，但依然梳理出了老城区的基本的空间骨架。在城市新建片区，规划不再苛求完美的规划模式，如环形放射状路网以及内部组团发展、绿地穿插的布局模式，而是尊重现有的城市沿交通线蔓延的发展模式，并据此调整火车站的选址等。对于快速蔓延的城市贫民窟，规划则采取了避让的态度，并没有针对其采取相应的空间解决方案，如并没有对其内部的道路网等作出安排，而是比较模糊地任其内部自组织与发展。从规划的最终空间方案来说，此次规划总体依然停留在战略层面，但也对一些重大设施的建设作出了指导。

该时期的一系列规划方案吸取了许多以大伦敦规划为代表的战后西方城市规划思想的精髓，其规划原则融合了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盖迪斯的区域规划、韦恩的卫星城镇等一系列前沿的理论与方法，以西方主流规划标准下，在一个较大的区域范围讨论城市发展与建设，战后由英法规划师的主导系列规划基本奠定了亚的斯亚贝巴1967年以后的基本发展框架。作为一个主权国家首都的系列规划，其规划价值观回归了引导城市空间发展这一核心命题，逐步脱离了殖民主义规划的影响。

4  军委会与“马克思主义”时期的规划

1974年，“非洲马克思主义”兴起，埃塞俄比亚政局风云突变，军政府掌握了国家的控制权，并效仿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试图建立一套全新的不依赖西方的政治体系和资本市场。政府逐渐开始推行公有制，实行土地国有化等运动。

在此背景下，匈牙利建筑师博兰尼（Polany）于1974年来到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埃塞俄比亚，进行亚的斯亚贝巴总体规划的新一轮编制。在原有的城市规划的基础上，该方案非常重视城乡结合部的发展，并将其作为城市在各个方向上的增长，表现出了一定的计划经济的属性，体现了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对于空间建设的意图。本次规划沿袭了一个意大利咨询公司在1967年提出的设想，在亚的斯亚贝巴周边设置了40个小城镇。

包括此版规划在内，1930年代以来的城市规划很少能够具有较好的实施效果，频繁的规划编制与修编并未转换成城市空间品质的实质性提升。当地政府开始意识到之前所编制的绝对理想化的规划具有极大的实施难度，多数版本的规划撇开了社会经济等实际发展要素。由于当地的规划市场一直被西方规划师所占据，而本地又缺乏职业素质过硬的规划师，在规划的编制和实施阶段，本土规划师以及社会公共都没有能够充分参与，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规划的不可实施性。

因此，1986年亚的斯亚贝巴成立了亚的斯亚贝巴总体规划项目办公室（AAMPPO），为本土规划师参与规划并与国外规划专家对接搭建了一个平台。随着顶层设计的初步完成，埃塞俄比亚国家规划委员会（NUPI）在全国层面启动了城市中心区的规划，并且组织了一个由多学科参与的本土规划设计以及管理团队。至此，当地的规划编制体系由完全西方化与理想化的状态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5  新改革与现代化时期的规划

1991年，埃塞俄比亚军政府的统治崩溃，其社会政治形态也逐步由军委会统治下的计划经济体制向较为自由的民主社会转变，其国内环境不断改善。新政府上台后，摒弃了冷战时期奉行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价值体系，转为实施经济自由化政策。经济社会发展，逐步成为了其国内的主要呼声。同时，经过多年的发展与蔓延，亚城的城市空间已经从多个方面突破原定的城市空间结构，城市无序蔓延与贫民窟区域的快速增长成为新的城市问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与城市发展条件下，其城市规划的体系以及技术方法也在进行相应的调整，从纯理想主义的空间规划变为面向发展的空间规划。自1986年以来，在埃塞俄比亚国家规划委员会（NUPI）与亚的斯亚贝巴总体规划项目办公室（AAMPPO）的统一协调下，与国家各个部委的通力合作下，首先编制了亚的斯亚贝巴的经济发展规划，然后依据发展规划落实空间规划。整个规划耗时约20年，期中编制发展规划用时达10年之久。

这一版规划的特点包括：

（1）规划价值观从理想化的空间发展转向其背后的经济社会发展，更多关注国家高层提出的现代化的命题，关注现有的建设基础以及实际的项目支撑，尤其是新建工业区、住宅区等项目的落实。侧重于构建城市未来发展的框架，安排重大的建设项目（图6,图7）。

图6  亚的斯亚贝巴现行总体规划方案空间结构

图7  在建过程中亚的斯亚贝巴外围的产业园区（左）与科技园区（右）

（2）与新区开发以及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相比，旧城的更新与发展问题相对弱化。受限于经济实力与社会发展水平，该规划对于已经建成区域的规划精度较低，并未提出具体的更新、改良的策略与方法，回避了现阶段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次要矛盾。

（3）规划技术发展依然滞后，如该国并未形成完善的用地分类等指标体系。但在一定程度上，这是由埃塞俄比亚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为发展提供了更大的自由度。

6  近现代亚的斯亚贝巴规划特征分析

城市规划自身的发展与其所处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大背景息息相关，从规划思想到规划的法律与行政系统、规划技术系统与规划运作实施系统、再到具体的空间形态，均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并表现出强烈的时代特征。纵观亚的斯亚贝巴百年来的规划史，可以清晰观察到以下三条脉络的变化。

6.1  政治环境变化与规划性质演变

自1986年亚的斯亚贝巴建城以来，其国家形态经历了沧桑巨变。其城市规划性质也随之发生了重大改变。1941年之前的两版规划，目的是满足意大利殖民者对当地的统治需求，其规划的性质事实上是一种殖民主义的规划。1950年代—1960年代，三版规划均在作为主权国家的埃塞俄比亚展开，但依然是纯西方的输入式的规划，缺乏本土要素与可实施性。1974—1991年之间，其规划的计划经济属性明显增强，规划也更关注小城镇、乡村与城乡结合部的发展。随着埃塞俄比亚从国家到地方的规划职能部门的建立与完善，其规划运行体系也逐渐成形。1991年之后的规划则明显转变为经济发展导向，与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密切衔接，并且在空间架构中偏重新区开发，回避了一些老城中复杂且难以解决的矛盾。随着埃塞俄比亚的国家政治架构趋于稳定与现代化，其规划体系也逐步从走向成熟。在经历了殖民时期的被动引入、战后重建与改革时期的主动吸收之后，在近年来走向了符合当地实际的相对有效的规划路径（表2）。

表2  亚的斯亚贝巴近现代各规划案例的规划性质比较

6.2  技术方法进步与空间布局调整

1935年由柯布西耶完成的第一版亚的斯亚贝巴规划方案中，无处不渗透着他对光明城市理想的向往。同时，作为为统治者服务的规划，方案的空间结构又透露着强烈的意大利巴洛克风格与对权力空间的追求。1950年代以来的三版规划，则深刻受到了以大伦敦规划为代表的战后西方规划思想的影响。1970年代以来，随着城市快速扩张蔓延并受限于地方政府有限的建设能力，城市规划的实施远远慢于城市扩张的实际速度，从而使城市空间规划方案失灵。城市突破原有的环放结构，开始沿周边的重要交通线蔓延，城市以摊大饼与星形形态的混合状态出现。城市规划也不再追求完美的城市空间结构，而是从经济社会发展视角关注城市空间开发，至此，城市完全突破了1950年代确立的结构，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表3）。

表3  亚的斯亚贝巴近现代城市规划主要技术特征比较

6.3  绝对空间理想与规划实施的博弈

各个时期的城市规划方案不断推陈出新，其规划方案也在理想性与实施性之间寻求平衡。如果说柯布西耶极度理想的空间构架是亚城城市规划历史的已知最早开端，则之后的近百年间，各个版本的规划方案不断在理想空间与现实的规划实施之间摇摆。

纵观亚的斯亚贝巴各个时期规划的空间特征，其在每个阶段均是以一个极度理想的规划方案开端，然后逐步走向现实与可实施，是一个“理想—折中—理想—折中”曲折的循环上升过程（图8）。埃塞俄比亚与西方城市规划思想的密切联系，在保障规划技术先进性的同时，也与当地的发展水平与规划实施实际脱离。在此条件下，出现高度可实施型的方案对理想空间方案进行“纠偏”，进而出现了方案技术特征的波动的趋势性规律，其本质是先进的规划思想与落后的发展与实施水平矛盾的集中体现。

图8  亚的斯亚贝巴近现代城市规划历史脉络简图

7  结语

百年来，埃塞俄比亚的国家发展在近现代经历了曲折变化——从一个落后农业国，逐步演化为如今的蓬勃上升但又面临巨大挑战的现代国家。其城市规划体系源起于柯布西耶带来的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理论，又在各个时期接受了世界先进城市规划理念的影响，一直在先进的规划理念与当地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建设水平之间曲折发展。其城市规划思想一直处于较为先进的水平，但规划法律、行政、运作系统的水平十分落后，导致理念与当地实际情况脱节，规划方案无法转化为实际建设中的效益。究其根本，是因为城市规划理想与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存在着短期难以逾越的巨大鸿沟。1990年代以来，其规划系统逐步走上了立足国情自力更生的本土化路径，如何在吸纳先进国际经验的同时，又能在有限的经济水平下实现城市规划效益的最大化，培育出符合当地情况的规划体系，是其未来值得进一步探究的重要命题。同时，在当前的发展阶段，其经济社会发展导向的规划思维与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亦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在未来的对非工作中，如何总结我国城乡规划制度与技术发展有效助推国家工业化、城镇化的成功经验，并思考其如何在非洲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中提供相应的参考和借鉴，也是研究其百年来城市规划历史的必要性之所在。

作者：许闻博，东南大学建筑学院硕士研究生，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深圳分院助理规划师

乔基姆·迪特尔，亚的斯亚贝巴大学建筑学院院长

王兴平，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导，东南大学城乡规划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徐嘉勃，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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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祎娴

排版：徐嘟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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